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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一点不容忽略。同一件东西，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，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。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只说“舒愤”而著书作诗，目的是避免“姓名磨灭”、“文采不表于后也”，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，能使他死而不朽。钟嵘说：“使穷贱易安，幽居靡闷，莫尚于诗。”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，能使他和艰辛冷落的生涯妥协相安；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潦倒愁闷，全靠“诗可以怨”，获得了排遣、慰藉或补偿。随着后世文学体裁的孳生，这个对创作动机和效果的解释也从诗歌而蔓延到小说和戏剧。例如周楫《西湖二集》卷一《吴越王再世索江山》讲起瞿佑写《剪灯新话》和徐渭写《四声猿》：“真个哭不得，笑不得，叫不得，跳不得，你道可怜也不可怜!所以只得逢场作戏，没紧没要，做部小说……发抒生平之气，把胸中欲歌欲哭欲叫欲跳之意，尽数写将出来，满腹不平之气，郁郁无聊，借以消遣。”李渔《笠翁偶集》卷二《宾白》讲自己写剧本，说来更淋漓尽致：“予生忧患之中，处落魄之境，自幼至长，自长至老，总无一刻舒眉。惟于制曲填词之顷，非但郁藉以舒，愠为之解，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……”李渔承认他剧本里欢天喜地的“幻境”正是他生活里局天蹐地的“真境”的“反映”——剧本映照了生活的反面。大家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：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，死了心作退一步想，创造出文艺来，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，借幻想来过瘾。假如说，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，更在周楫和李渔的两段话里粗见眉目，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，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。
开头画横线的句子的意思是：
A．司马迁认为作家应“发愤”著书，先说理后记事，再举《诗经》为例详加阐述。
B．司马迁认为没有“怨”就没有“发愤”之作，说理、叙事或抒情的作品，都不乏其例。
C．司马迁用说理、记事方式写愤激之情，而《诗三百篇》则用歌咏方式抒写哀怨。
D．司马迁列举了各种各样“发愤”著书的例子，《诗经》是他所举的最后一例。
在中国古代文论《诗品二十四则》中把艺术风格概括为24种类型的是()
A．曹丕
B．刘勰
C．钟嵘
D．司空图
在诗学理论中提出体现艺术情感特征和形象特征“滋味说”的是。（）
A．陆机
B．萧统
C．钟嵘
D．刘勰
______在中国古代文论《诗品二十四则》中把艺术风格概括为24种类型。
A．曹丕
B．刘勰
C．钟嵘
D．司空图
在下列诗人中，属于田园山水诗派代表作家的是（）
A. 王昌龄
B. 王维
C. 岑参
D. 李商隐
